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迟子建:作家的笔要像医生的针,把社会的脓包挑开
2015年7月28日 ⁄ admin ⁄ 评论数 0+ ⁄ 已影响 +

“我小时候住在中国北方的小村子里,叫北极村,这里的冬天总是过不完,这里给了我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,大自然的壮丽滋养了我。”7月17日,作家迟子建做客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系列,并以“文学的山河,从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到《群山之巅》”为题,分享了自己30年的写作之路。迟子建认为,一个作家不能丢弃审美,但同时也不能刻意营造世外桃源,作家的笔要像医生手中的针,把社会的脓包挑开。

报纸与书永远有其生存的空间

晶报:香港是国际大都市,您认为它产生文学的土壤在哪里?您对香港文学有什么样的观察?

迟子建:香港文学是多元的,比如金庸、西西等作家都是我非常喜欢的。

对于香港这样的地方,大家往往会讲其都市性,尤其突出其金融中心的一面,而对自然的渴望貌似欠缺一些。我这几天沿着地铁周边四处行走,在轩尼诗道上,看到琳琅满目的商铺,各种药房、杂货铺、腊味店、小酒吧等等,我觉得在这些市井处,充满香港的人间烟火气,这些接近我们生活的常态,接近文学本体的东西。

作为北方作家,我曾经在香港科技大学、浸会大学驻过校,我感受到大学生对文学的渴望。香港虽然商业化痕迹很重,但是,一些小书店就像顽强的草一样,生命力很旺盛。我以为,只要人类对艺术有渴望,文学依然有其生存空间。现在很多人会说文学已死,纸媒必然会被代替,等等。我觉得不见得是这样,报纸、书都有其美妙之处,是电子的东西无法替代的,汉字在自然的光影之下,是如此的妥帖,它让我们闻到生活的气息,我以为,报纸和文学永远有它们生存的空间。

晶报:听说您每年都会回到故乡,在自己从小长大的小村子里住一段时间,您觉得故乡对您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滋养?

迟子建:我在香港大学住过两个月,我特别不适应南方,这里一年四季都是永不凋零的绿树叶,感觉像妖树一样,呵呵。

我喜欢四季分明的北方,冬天过后,每个生命的复苏,都让人惊奇。秋天来了,叶子凋零了,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生命自然的历程,对生死也更有感悟力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作品的死亡意识很强,因为我每天都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风景,植物每年都在死亡,也会再生。我是悲观主义者,也是理想主义者,山川草木,死是必然的。大家看我的《群山之巅》,里面有灾难、死亡的描述,而在自我赎罪的部分,我不会让他们进行简单的报复,而是希望从复杂的人性意义上,让他们在青山绿水之间进行自我放逐与自我救赎,让他们自己背上十字架。

我特别喜欢故乡的冬天,万物肃杀,我的思维也变得比较敏捷,经常是吃饱了望着窗外,对着窗外的一片白雪写作。

在故乡的冬天,我从小养成的习惯就是进门烤火,一瞬间的暖,就像寒冷冬天的一缕宗教之光。生活是复杂的,人性也是复杂的,我的笔下没有绝对的恶人与善人,恶人身上也有人性之光,这是文学之美。我愿意平等地看待恶人。

写作是与自己内心搏斗的过程

晶报:从1983年开始写作到今天,您拿过各种大奖,您最终的文学理想是什么?获奖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?

迟子建:我的写作当然跟拿奖没有关系,我记得1986年获得鲁迅文学奖,我自己都不知道,是在故乡被通知的。那种感觉很平淡。我写作的过程,是与自己的内心搏斗,是与生活的世界搏斗,因为对这个世界有思考,有不平,所以特别想倾诉。文学是我的伙伴,它是我表达心中理念的渠道。

我每写完一部作品,隔几年都会再看一下,写时激情四溢,以为完美无缺,回头再看,还是觉得有遗憾。我觉得,一个作家应该提醒自己艺术有边界,作家有局限,永远要完善自己,我对奖项没有任何期待。

我从小生活在北极村,小时候的理想是当列车员。如今,我不求书畅销,而是希望自己能够坚持文学理想,写最想写的东西,写到白发苍苍,还不断有进步。我希望自己老时,能做到“不说人间陈俗事,声声只赞白莲花”。

晶报:您觉得自己的写作能够坚持至今,最大的动力是什么?

迟子建:我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,生活过得特别简单,还非常贪吃,贪吃可能是我的动力之一吧,哈。我特别佩服路遥,啃着干馒头都可以写作。我30年来写了80多部作品,我觉得故乡的青山绿水之间,有写不尽的故事,非常迷人。

晶报:您在写作上会以谁为目标?

迟子建:我不以任何人为目标,森林里每棵树都长得不一样。

营造文学意义上的大千世界

晶报:您的《群山之巅》中有一些与时事相关的内容,比如投毒案。您认为作家该如何处理与当下这个时代的关系?

迟子建:如果一本书是一棵大树的话,《群山之巅》中的投毒案,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分叉,如果大家只是关注到这一个小点,作为写作者,那真的是太寒心了。

作家当然要关注当下,作家的笔要像医生手中的针,把社会的脓包挑开,虽然这个过程会流出恶臭,作家本人也会心力交瘁。但是,我希望自己能够做这件事,能够让时代的人物懂得自我救赎,懂得赎罪,让人物能够有自我发现。

事实上,新闻事件引发作家写作,这是屡见不鲜的事,比如海明威写过两次世界大战,其作品影响深远,是对战争做了文学的表达。世界经典名作《包法利夫人》、《复活》等都是有原型的。我认为,一个作家一方面不能丢弃审美,但同时也不要刻意营造世外桃源,我们要努力营造文学意义上的大千世界。

晶报:同为东北女作家,您对萧红有什么评价?

迟子建:萧红无疑是伟大的作家,她是自己的绝唱,任何人无法模仿。她命运凄惨,颠沛流离,我在香港当驻校作家时,曾到过她在浅水湾的墓地,带了一瓶红酒给她。许鞍华导演非常了不起,电影《黄金时代》是萧红的传记,让人肃然起敬。我觉得诵读一个作家的作品,比评价她更好。

迟子建介绍:

迟子建,知名女作家,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。1983年开始写作,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,出版有八十余部单行本。主要作品有包括长篇小说《伪满洲国》、《越过云层的晴朗》、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、《白雪乌鸦》,散文随笔集《伤怀之美》、《我的世界下雪了》等。曾获得第一、第二、第四届鲁迅文学奖,第七届茅盾文学奖,澳大利亚“悬念句子文学奖”等文学奖。作品有英、法、日、意、韩等海外译本。

(来源:《晶报》/记者:尹维颖)

责任编辑:文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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